姓，《辞海》解释为“标志家族系统的符号”。人生而有姓，姓只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，它是属于全民、全社会的，本没有阶级性，没有高低、贵贱、尊卑之分。
早在周朝奴隶社会，姓氏纳入等级宗法制度的体系。贵族男子称氏，女子称姓。氏用来别贵贱，贵族有氏，奴隶有名无氏；姓用来别婚姻。氏标明贵族的等级地位、贵贱尊卑。经过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历史演变，奴隶制的血缘宗法制度土崩瓦解。崛起于秦汉之际的一批无氏平民成了帝王将相。小亭长刘邦一家世代在沛县务农，他祖父、父亲连名字都没有，可他却当上汉高祖；屠狗为业的樊哙也当上舞阳侯。至此，姓氏逐渐合而为一。
出身平民的刘邦当上汉高祖后，原本不起眼的刘姓成了“国姓”，成了当时最尊贵的姓。刘王朝赐娄、项二氏为刘姓。刘邦的儿子刘盈即位汉惠帝后，下令优待皇帝同姓，凡诸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。到东汉末年，群雄逐鹿中原，“织席贩履”的平民刘备崛起于诼州，这位东汉远支皇族经史官考证，推算出他乃汉献帝长辈，于是被尊为刘皇叔，后即位蜀汉昭烈帝。与他同代的杰出政治家曹操，却因非刘姓，竟被封建史学家斥为“逆贼”。
孟子说：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”斩即断绝，祖上的显赫尊贵，过了五代就难以恩泽后世了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姓氏的贵贱辱，常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。
两晋南北朝时，十分注重姓氏门第。朝廷设家谱局，用人必须查考族谱，以姓氏地望分贵贱。地望即郡望，即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。当时南方大姓首推王、谢，北方大姓有王、崔、卢、李、郑，这些大姓世代为官，构成一个士族社会阶层。
李世民当上唐太宗后，贞观12年，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成《氏族志》，按官爵与名望定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。高士廉因循守旧，仍以山东崔姓为第一，皇族李姓居第二。李世发龙颜大怒，出面改皇族李姓为上之上，第一等；外戚之姓为上之中，第二等；崔、郑等大姓为上之下，第三等。唐代五大姓，李（陇西、赵郡）、崔（清河、博陵）、卢（范阳）、郑（荥阳）、王（太原），这五姓七家，“自持族望，耻与他人为婚”。《西厢记》中崔莺莺，为博陵崔相国之女，老夫人曾将她许配外家侄子郑恒，所谓“门当户对”。张君瑞虽与崔莺莺相爱，无奈张姓非名门望族，有情人难成眷属。
唐代女皇武则天临朝称帝后，改国号为周，下令修《姓氏录》，列武氏为第一等，并曾将儿子李旦改姓武。直至武则天81岁时，太子李哲即位为中宗，才恢复大唐国号。
到了北宋初年，出了一本启蒙读物《百家姓》，其开头第一名为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。”为什么要将赵、钱、孙、李四姓放在前面呢?原来该书出自钱塘（五代时为吴越国）一位老儒之手。赵是当时北宋皇帝的“国姓”，当然是排第一。钱是五代时吴越王钱谬的尊姓，这位老儒曾为吴越国臣民，便将钱姓排第二；而孙、李均为吴越王后的后妃之姓，帝后一家，同样高贵。数百年来“畅销不衰”的《百家姓》，也是按当时政治地位的尊卑来安排姓氏顺序的。
明洪武年间，翰林院编修吴沈奉旨编了一本《千家姓》，其开首第一句就是“朱奉天运”，即明太祖朱元璋承奉天命，君临天下，朱姓又荣升为明代第一姓。
清康熙年间根据皇帝的诏令，编修了一本《御制百家姓》。由于满族的姓氏复杂，如爱新觉罗，不止一个字，为缓和满汉矛盾，笼络收买汉人，便以孔圣人的“孔”姓为首，这里仍然是将贵族列为首位。
有尊就有卑，有贵就有贱。封建社会为制造姓氏等级差别，还实行改姓与避讳。改姓，是与赐姓而同存的。皇上对功臣赐以贵姓，而对所“恶”的人则令以改贱姓实行贬损。南北朝时北齐武帝因巴东王萧响反叛，令萧氏改姓蛸，蛸即章鱼。唐高宗时，王皇后、肖良悌枭氏。徐敬业先世已被唐太宗赐姓李，因起兵反对武则天，也被她取消赐姓，仍姓徐。
避讳，为维护皇帝姓名高贵，遇上与君主相同的名字，实行“避讳”更改，以避免直接说出。唐宪宗叫李纯，于是与纯同音的淳于氏避讳改姓于。北宋大臣文彥博，其祖先本姓敬，因避晋高祖讳而改姓文。据记载，李唐王朝曾禁止养猪、因猪、朱同音。烹“李”啖“朱”，岂非大逆不道!当然，由于猪与鲤鱼同人们生活关系密切，禁了一阵子就难以禁止了。所以也只好罢了。
建国后，姓氏虽仍有父系家庭的意义留存，但已无尊卑贵贱之分，正朝单纯的符号方向发展。今天人们常以“按姓氏笔画为序”来排列若干姓名的座次，这就彻底否定了姓氏的等级之分，体现了姓氏的符号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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